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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5年9月,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,权力虽已达到了顶峰,但他并不满足,又开始觊觎皇帝宝座。他唆使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《共和与君主论》,污蔑共和体制是政治乱局的根源,鼓吹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,胡诌什么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。 梁启超早就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,他直截了当地指出:“如果复辟,就是叛国”。为了驳斥袁世凯的复辟图谋,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。袁世凯获知消息,十分恐慌,急忙派人以给梁的父亲做寿礼名义送给梁启超二十万大洋,恳请梁启超高抬贵手,不要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。结果,梁启超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。 袁世凯见拉拢不成,就采取恐吓的伎俩,逼其就范。他派人告诉梁启超:“你流亡国外十几年,那种艰苦的滋味想必早已尝够了,现在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,何必自找苦吃呢?”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,袁世凯亮出了底牌。面对威胁,梁启超毫不畏惧,从容笑答:“我已经是流亡的经验家了,再流亡一次简直轻车熟路。”梁启超毫不留情面,他把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这篇文章发表在《大中华》月刊上,其余各报迅速转载,读者争相购买,一时间洛阳纸贵。 1916年1月1日,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,恢复帝制,上演复辟闹剧。梁启超联合蔡锷将军,发起了讨袁护国战争,其余各省迅速响应,纷纷宣布独立,反对帝制。袁世凯仅做了83天皇帝,就被迫宣布“退位”,不久一命呜呼。 对袁世凯来说,梁启超是有点不够哥们“义气”;对国家来讲,梁启超敢于不讲情面,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,这是值得尊敬和赞扬的。梁启超一生只忠于真理,不为君王唱赞歌,只为苍生鼓与呼,这种民族大义之精神是难能可贵的,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。